薛小和：茫茫书海寻找父亲的文脉
――《薛暮桥文集》搜集编辑出版纪事
作者 | 薛小和（右）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秘书长、经济日报高级记者）
2005年年底，父亲去世还不到半年，中国金融出版社找到我，说希望能出版父亲的多卷本文集。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套书肯定不好卖，出版社愿意赔钱做这件事情？出版社的回答是，他们不打算挣钱，愿意出版后赠送给各个图书馆，以保留历史文献。尽管出版社非常积极，但这毕竟是件大事，我一一向吴敬琏老师、父亲的学术秘书吴凯泰老师、父亲曾经的秘书中国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等汇报了此事，他们一致赞同为父亲编辑出版一套较为完整的文集。克穆还亲自出面，和我一起与出版社商议，最后确定了《薛暮桥文集》的编辑出版意向。从此，我们就开始了长达近六年的《薛暮桥文集》的搜集、甄选、编辑和出版工作。
在接受这个邀约之前，我其实只对父亲改革开放后的文章有所了解，对他此前的、特别是解放前的文章、著作只了解些皮毛。现在要编多卷本的文集，首先需要对父亲的著述有一个总体把握。于是，我带着出版社的编辑到吴凯泰家去请教。吴凯泰老师从1977年开始跟随父亲做调研、写文章、编书稿，对父亲的理论甚至文字非常熟悉。他用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把父亲的著述情况向我们做了全面介绍，同时提出了在编选中要注意的若干问题。他还把自己保存的父亲的几篇文章提供给我，而这几篇正是我家里没有的。
接下来的工作是如何去搜集齐全父亲的著述。父亲每出版一本书会向出版社买100多本样书送人，送着送着，有的书就只剩下一两本了，而解放前的著作甚至一本都没有。我曾经给人民出版社打过电话，因为父亲的很多著作是由该出版社出版的，从编辑室一直问到书库，都说没有存书了。我想如果没有专家的帮助，搜集编选工作恐怕难以进行。此前我已经耳闻吴敬琏老师的博士生范世涛对中国经济学史素有研究，于是便请他给予帮助。他很高兴地加入进来，给我的第一个帮助就是让我知道了孔夫子旧书网，说在那里可以买到父亲几乎所有的著作。果然，借助这个网络旧书平台，我把父亲的书基本收集齐全了，有的书还买了不同的版本。让我特别兴奋的是，以前久慕其名而未见真容的著作——如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也买到了，纸张不但泛着黄色，而且纸中的植物纤维——可能是黄麻，也可能是稻草——都清晰可见，触手可及。
解决了著作和论文集的搜集问题还只是迈出了一小步。更困难的是，父亲还有大量的文章散见于各个报刊，没有收入到论文集中，怎么寻找到这些文章呢？
我先请出版社的编辑去国家图书馆寻找。她在国图收获颇多，复印了很多文章，但她告诉我，还有七篇文章国图不提供，因为是“善本”。以我当时的知识，我只知道古代书籍有“善本”之说，不知道近代书也有“新善本”之说。遇到这样的难题，我只能去求助老朋友秦海，他慷慨地施予援手。他找到国图的陈副馆长，陈馆长先请他们的一位研究员李凡做一份馆藏薛暮桥著述的目录。李凡用了两周的时间完成了一份长达27页包括所有书目和423篇文章的《薛暮桥著述目录》，书目的信息包括出版社名称、出版时间、总页数和尺寸等，文章的信息包括署名、发表的报刊、发表时间和页码。当我拿到李凡做的这份目录时真是如获至宝。从李凡的《目录》中，我终于大致了解了父亲一生著述有多么丰富了。之后，陈馆长又特批把那七篇“善本”制成光盘提供给我们。
从国图提供的信息中我们还知道，父亲的有些文章保存于地方图书馆，比如上海图书馆，还有些文章保存于中央档案馆。2007年年初，我持国家发改委的介绍信去了中央档案馆，提交了我想查找薛暮桥六篇文章的申请。大概两个月后，档案馆来电说六篇文章都找到了，让我去看。我第二次到档案馆时，感受到档案管理制度的严密。我现场一一查阅了这六篇文章，并申请复印带走。在工作人员把我的申请送去批准后不久，一位显然是领导的老者手持一本厚厚的16开硬皮书来到我面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已经退休的沈馆长，负责审批档案复印。他问我：你是薛暮桥的什么人？我如实相告。他又问：薛暮桥是我党的大经济学家，你为什么只找这六篇文章？我说，从国图的索引上看到这六篇文章在你们这里，所以就申请这六篇。他翻开手里的硬皮书说，我们馆里还有几篇薛老的文章，你要不要？我接过他手里的书，原来是档案馆的篇名索引，在“薛暮桥”名下还有几篇文章。我太高兴了，忙说：我要！我要！我按照规定办理一个再申请手续。就这样，在半年多的时间中，我去了中央档案馆三次，查找回来父亲的九篇文章，颇有收获。
与此同时，我们还到上海图书馆、《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和《红旗》杂志等单位进行了查找，均有收获；我对从父亲办公室搬回的档案也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清理，发现了多篇有价值的文章（在这里要感谢父亲的历任秘书，把资料保存得完整有序）。秦海还提过这样的建议，说一定要有一篇“检查”和家信。父亲在文革期间写过大量检查，我就是他的检查的抄写员，但这些检查在文革后期都销毁了。幸好，办公室的档案里还保存着他1959年12月在国家经委党组检讨“右倾错误”的检查，于是收录了进去；至于家信，我在山西插队时，父亲曾给我写过不少信，我记得有一封信的开头是“小和小农民”，他在信里说，家里祖辈是地主，现在我当上了农民，他很高兴。可惜，他的这些信我回京时都没有带回来。幸好二姐姐保留了两封父亲1979年访美时写给我们的信，就把它们收录了进去。
尽管我在朋友们的支持下进行了较大面积的搜寻，但就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还有一些重要的缺失。比如父亲在回忆录里提到的：他在沪杭甬铁路工作期间曾经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刊登在无锡的《锡报》上；他在陆军监狱坐牢时曾用世界语写过《牢狱生活中的一夜》，刊登在世界语刊物《绿光》上；他在1931年曾写过两本小册子：《天文常识》和《生物常识》，还在主编南京的《民众周报》时写过一些文章；他在1932年写过经济学讲稿，刊登在《徐州日报》上。再比如，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战时粮食工作》，还有十篇文章，其题目在国图的索引里是有的，但找不到文章内容。还比如，他为报纸写了不少社论，也曾为领导和任职的机关起草过大量的报告或公文，但已经难以识别。有的文章找到了，但不能确认作者是父亲，我只好用从略的办法处理了。除此之外，父亲还有53本工作笔记（1948－1983年）现存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有关内容整理任务繁重，也未收入本套文集。
在搜寻期间，我自认为做到了“动手动脚找东西”，但没有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范世涛就向我多次提出，认为还有大概三分之一的著述没有收集到，建议在《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目录索引》等书目中查找遗漏的文章，到父亲老朋友家中去查找来往书信，还要到全国人大去查找代表提案和会议发言。但实在是因为我能力有限，没有能完全做到。
好在一开始，中国金融出版社就确定编的是《薛暮桥文集》而不是《薛暮桥全集》，这样，将来还可以汇集新收集到的文献，出版《薛暮桥文集补遗》。
在搜集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难题，这就是版本的选择确定问题。
父亲对理论的研究孜孜不倦，这反映在他对自己著作的态度上。撰写完一本书出版后，他过几年就会做一些修订，出版修订本。比如，1939年为解决新四军培训干部的教材问题，他撰写了《经济学》一书，到了1941年，他根据三年的教学经验，着手对此书进行修改，修订版以《政治经济学》为名，由新知书店在桂林出版；又比如，他与苏星、林子力共同署名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 1958年1月曾以《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为名由学习出版社内部发行，1959年9月才以《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为名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1964年5月和1978年2月又两次出版修订版。再比如《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197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1982年3月出版了第二版，此版增加了“初版跋”这一重要章节，1983年12月又出版了全书的修订版。
在版本繁多的情况下，《薛暮桥文集》以什么为原则来选择版本呢？
关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一开始我只选了《政治经济学》。但范世涛提出异议，他说：“我建议把《经济学》一书也收入文集，并放在《政治经济学》一书前面。据再版后记，此书再版时删节的篇幅将近一半，而新增的历史材料为吕振羽、刘力行提供，并经孙冶方校阅，自然权威；也因为修订幅度已经超过一半，可以称为新书了，所以建议收入。第三版又有两处‘重要修订’，则第三版和第一版样貌差别就更大了。另外，《经济学》一名显然系国共合作时的产物，而《政治经济学》的名字则是面向解放区的产物，读者对象也是不同的。还有一层考虑：从《经济学》到《政治经济学》，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是一个关于经济学体系的思考序列，不能把头去掉，取中间的一段。”他的意见在学理上非常站得住脚，所以，我把《经济学》也补充进去了。
关于《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最初是吴凯泰老师提供的线索。他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曾经见过《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认为此书应该是《改造》的初版。当时，本书的作者之一苏星叔叔还在世，我为此走访了他。苏星确认我带去的《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就是《改造》一书的初稿，但他自己并没有见过这个版本，只见过一个大字大开本，是征求意见用的。他说，新的书名由时任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副处长的林涧青改定，署名为薛暮桥、苏星、林子力。苏星认为，1959年的版本现在看还可以，建议选用这个版本，而吴敬琏、吴凯泰和范世涛都建议选用《过渡》这个版本。当时的考虑，一是《过渡》这个版本印数很少，难于查找；二是此后版本，虽然有一些补充完善，但因受到当时政治运动的影响，不如最初的版本更能反映作者的观点。范世涛还提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学术史和旧书收集市场都非常重视初版本。对于重要的作品，诞生之时就是重要历史时刻，所以学术史通常将重要作品的初版时间划分阶段。后来的版本即使有改进，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往往也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书诞生之后产生的影响不完全取决于作品和作者本人，还取决于时代背景。”最终我们选用了《过渡》这个版本，并做了题注加以说明。
其实，范世涛的上述理由是在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选用版本时提出的。这本书我起初选用的是1983年版本。范世涛说，1979年版“代表了勇气和那个时代的最新认识”。期间，吴敬琏老师也曾几次问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用哪个版本？吴老师说，父亲几次和他说过，1983年版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并不满意。我在父亲相关的信上也看到他写过：1983年版本“没有什么进步”。最终我们选用了1979年版本，同时把1982年版跋、1983年版的序言（陆定一）、1983年版前言和1986年日译本跋，以及为此书的写作过程给董辅礽的信一并作为附录排在正文之后。
范世涛曾说，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薛老绝对是个畅销书的作者。我听了一愣，“畅销书”是当代的时尚词汇，我无法把它和老父亲联系在一起。但仔细一想，范世涛说的是对的。
其实，我自己从一接触孔夫子网后就有感觉。一敲入“薛暮桥”三个字，搜索的结果有近30页、数百种之多。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解放前的著作版本非常复杂，出版单位五花八门。比如《政治经济学》一书，我看到的出版单位有：在新华书店序列里的有太行新华书店、华北新华书店、华中新华书店、山东新华书店、大连新华书店、西北新华书店、太岳新华书店、胶东新华书店、福建新华书店、中原新华书店、苏南新华书店和华北联合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序列之外还有东北书店、冀鲁豫书店和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再比如《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它197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数为5万册，不到两个月就告罄。不久后，经时任中宣部顾问的陆定一推荐，此书成为干部必读和高等院校经济系的教科书。为此，人民出版社又印了300万册，仍然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人民出版社提供纸型让各地人民出版社就地翻印发行。到1983年初，此书翻印数量高达650多万册。在短短几年时间中，总销量超过1000万册。与此同时，外文出版社将此书翻译成日、英、法、西班牙四种文字出版发行。另外，日本、前联邦德国、前南斯拉夫等国家也自行翻译出版了这本书。我在孔网上看到，出版过此书的出版社除了人民出版社，还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山东人民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人民序列之外的还有文献出版社、广东经济出版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从父亲著作版本繁多和作品畅销这一侧面，反映了父亲不仅受到时代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时代，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读者呢？
在孔夫子网上搜寻父亲的文字时我常常会想，如果在父亲能工作的年代就有这个网络平台该多好！因为父亲一直非常重视搜集自己的文章。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致信山东省档案管理部门，请他们帮助寻找他在山东解放区写的文章。之后，他把当时搜集来的文章集合出版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这本书1979年出版时是一本10万字的小册子，1984年又增加了很多新找到的文章再版了一次，字数扩大到23万字。他1979年在美国访问期间，在斯坦福大学找到了他1936年撰写的《中国农村问题》，拍了照片带回来。如果没有这份从大洋彼岸带回的版本，我们在国内还真没有找到这本书。其实父亲不仅搜集自己的文章，也格外重视其它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他先后出任《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上、中、下三册）、《<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下册）和《总结财经工作 迎接全国胜利：记全国解放前夕两次重要的财经会议》的主编，这三部书都是史料的集合。为了编好这三部书，他多次给多人写信征集文献，自己还动手撰写回忆文章。据当年参加《总结财经工作 迎接全国胜利》编选工作的研究员李海回忆：父亲曾对他说，这是一本叙述历史的书，要有大量的翔实的资料，有史有论，以史为主。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档案材料，选主要的列入书中；二是请当时做财经工作的同志写回忆文章，让读者充分了解那个时期鲜活的财经工作情况；三是写几篇综合性的文章，叙述整个财经工作组织进行的情况，有史实，有论述，给读者一个全面的了解。这几本书印数虽不多，但史料丰富，体例严谨，编纂得体，在学术界是很受重视的。
在文集的整个编辑过程，吴敬琏老师一直十分关心，多次询问进展情况。大体编完之后，我请吴老师写序，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但我想他那么忙，这篇序言或许会在他曾经为父亲写的纪念文章基础上修改完成，篇幅不会很长。没想到吴老师非常认真，不仅重读了父亲的很多文章，而且数易其稿，对父亲的学术思想作了系统的回顾和评论。当我读到吴老师那些情深意长的文字时，感激之情油然而起。
因为本套《文集》是重排本，自始至终我们都遵循尊重历史原貌、整旧如旧的原则，在内容上，我们对有“左”倾错误的文章也未作避讳，它反映了父亲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认识水平；在形式上，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章，其文风和遣词用句与现在有所不同，除个别明显错误和生僻用词外，我们均未作改动。我们希望向读者呈现一个真实的时代，和真实的文字。
《文集》的收集和录排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录排时的原稿根本达不到出版社“齐、清、定”的要求，所以编辑工作不但量大而且反反复复，出版社的编辑不畏繁琐，讷于言而敏于行，我们配合得环环相扣，尤其是到了审校阶段，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且高效严谨。父亲去世后，因为重印他的文章和著作，我接触了多个出版社，而中国金融出版社是最认真负责的。他们严格执行三审三校，在530多篇文章和15部专著的浩瀚文海中逐篇审查、逐字校对，常常让我心生钦佩。
《薛暮桥文集》的整个搜集、编辑工作历时近六年，于2011年7月出版。7月19日，出版发行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经济界、新闻界和出版界的100多位领导、学者和朋友们出席了仪式，为《薛暮桥文集》的编辑出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父亲曾经说过：“实际上我的许多言论，都是我国这一代许多经济研究工作者集体研究的产物。而且理论研究总是百家争鸣，我的著作许多部分只是一家之言。但我自信，由于我处于较为方便的地位，我的思想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作为研究我国现阶段经济思想发展史的一份有用处的参考资料。”他希望像孙冶方那样，在他的身后不开追悼会，开一次他的学术讨论会，根据时代背景来评论他的经济思想的发展。
重读父亲的这些话，我感到出版社、我和我的老师、朋友们一起做了一件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不但整理和传承了历史文献，也为实现他的愿望——从研究和评价他的经济思想入手研究和推动中国经济的变革——提供了系统的资料。当然，社会在进步，人们的观念在变化，认识也在不断提高，但即使这样，我也坚信，这些著述的历史文献价值绝不会褪色。
《薛暮桥文集》已经出版一年多了，现在回想起来，又有了些许新的感悟。
父亲曾经说过：“我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既不可能产生于书斋里的冥思苦想，也不可能产生于忙忙碌碌而毫无思考的实际工作，而只能产生于扎实理论同艰苦实践之间的结合。当然，不同的经济学家在这两方面可能有所侧重，但决不能有完全的偏废。而我，长期的实际工作，对我的经济观的形成，影响可能要更大一些。可以说，我的经济观主要是在中国经济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 的确，父亲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知行能力兼备的经济学家。他的一生不仅留下浩瀚的书面文献，还有大量的事功可供追怀考索。20卷本、480万字的《薛暮桥文集》，只是大体反映了他的“知”的体系轮廓，而在“行”的体系方面就有很多欠缺和不足了。他的一生中曾经担任过两个中央经济机构的秘书长（中央财政经济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秘书长）、五个国家经济机构的主要领导（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和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总干事）。从这些职务中可以想见他当年的工作量有多大，这些事迹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者去做深入的挖掘。
朱镕基说父亲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在为《薛暮桥文集》写的序言中也说父亲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领导人”。他们都不是随便称许父亲，而是诚意的评论。那么，父亲在近现代经济史和经济学史中应该是有一席之地的。他一生中经历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后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后计划经济的建立和实施，1978年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实施，1992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从这套文集中可以看出，在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里，他既有坚持，又有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表面上看这是变，究其深层，是不懈地探索，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他的赤子之心和报国之情。
感谢在《薛暮桥文集》编辑出版过程中所有给予过指导和帮助的老师和朋友们，谢谢大家！
2012年12月
本推文后记：
《薛暮桥文集》出版已经9年了。在这9年中，我们又搜集到父亲的文章达120万字左右。主要来源是: 1、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图书馆曾向父亲征集手稿，那时捐给他们200余篇，现在国图把全部手稿扫描给我，这些手稿中的内容都未收入《文集》；2、为了撰写《薛暮桥年谱》，我和作者范世涛去中央档案馆、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人民银行档案处和地方档案馆，又查到很多未收入《文集》的文章；3、范世涛从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等杂志中甄别出许多父亲用笔名或未署名的文章；4、从其它书、报、刊中又找到一些；5、家存档案。我们正在整理这些文章，希望能以《薛暮桥文集续集》或《补遗》的名义出版这些文章。
2020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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